正确的人

我在胡志明市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上班，职位叫算法工程师。

这个职位听上去很阔，像是每天坐在玻璃幕墙后面，和未来、资本、全球化这些大词握手。事实上，我的工作是把人分成三类：有价值的人、暂时有价值的人，和建议暂缓投入资源的人。公司说这叫风险管理。我觉得这和相亲差不多。区别在于相亲失败，你还能回家，最多在路上买一杯难喝的奶茶，骂一句世道艰难；风险管理失败，系统会建议你不要回家，因为你已经构成潜在风险。

我们公司原来做小额贷款，后来发现判断一个人还不还钱，不能只看工资和流水，还要看他半夜发什么、给谁点赞、是不是经常搜索“活着有什么意思”。于是公司越做越大，从贷款风控做到了城市风控。名义上还是金融科技，实际上什么数据都接一点，像一根越接越粗的下水管。

一个人从前只要活着，就算是活着。后来要有户口、工作、房贷、婚育意愿，才算活得像样。再后来要有一串评分，一枚绿码，一张信用良好的脸。到我这里，事情又进了一步：你必须在数据库里显得合理，否则你的人生就会被标注成异常样本。

这事很不体面，但工资还行。

我们部门做AI。真正懂AI的同事用深度学习、神经网络、蒸馏、对齐、强化学习和各种英文缩写，讲起话来像祭司念咒。我比较朴素，主要写 if else。

例如：

如果用户夸政策，就给绿码。

如果用户问工资，就给黄码。

如果用户问“为什么”，就给红码。

主管说这套规则很粗糙。我说规则虽然粗糙，但很符合现实。主管说我缺乏大局观。

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大局观。后来我懂了：大局观就是站得够高，看不见具体的人。站在一楼，你看见外卖员蹲在路边吃饭；站在三十七楼，你只看见配送效率下降百分之二点三。站在一楼，你看见一个姑娘在医院缴费窗口哭；站在三十七楼，你只看见医疗资源被非优质人群占用。大局观这东西和近视眼相反，近视眼是远处看不清，大局观是近处看不见。

这门学问很高深，我一直学不好。

我和女朋友小玉谈了八年。八年里我们做过很多宏伟计划，计划去大叻看花，去芽庄看海，去一个有阳台的房子里养一盆绿萝。后来这些计划都被房价挤死了。她最后离开我，是因为我买不起房。

她坐在咖啡馆里，杯子旁边有一片柠檬，表情像在参加一次正式谈判。她说：“你是个好人。”

我说：“好人有什么用？”

她说：“至少说明不是因为你人坏。”

我说：“那是因为我穷？”

她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这样说也不完全准确。主要是你穷得没有发展空间。”

我觉得她说得很有经济学水平。穷不是最糟的，最糟的是没有发展空间。一个人如果穷，但看上去还能翻身，那叫暂时困难；如果穷且稳定，就像一把淋了雨的旧伞，撑开嫌寒碜，扔掉又觉得自己太薄情。爱情有时很像搬家，嘴上说舍不得，真到楼下叫了车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最沉的东西留下。

公司那时刚发完年终奖。主管说今年行业不好，大家要与公司共克时艰。我问奖金在哪里，他说年轻人不要只看眼前，要把目光放长远。我后来算了一下，长远这个地方很远，远到我连公交路线都查不到。

于是我决定暂时不买房。毕竟房子不能泡开吃。

小玉说我总是用笑话逃避问题。我说笑话至少还能自己生产，房子不能。她说你这样的人太不成熟。我想，成熟大概就是不再问为什么一间水泥盒子能决定两个人是否相爱，而是认真计算每个月还贷以后还剩多少钱买牙膏。后来我发现，所有时代都喜欢成熟的人，因为成熟的人懂得把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，还会感谢别人给绳子打了一个漂亮的结。

那天晚上，新闻说岘港发现境外势力感染者。起初大家以为是某种病毒，后来专家出来解释，说不是病毒，是“外源性认知干扰”。这个说法很讲究：如果说是人想明白了，事情就不好办；如果说是境外势力感染，人就可以被治疗。感染者的症状包括：要求公开数据、比较不同国家收入、怀疑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出了问题。专家说，这种境外势力十分危险，因为一个人一旦开始怀疑生活，就可能进一步怀疑别的东西。

电视里有一个教授，头发梳得非常服从组织。他说，传统境外势力藏在边境外，新型境外势力藏在人脑里；传统境外势力递传单，新型境外势力生成问题。它不靠飞沫传播，主要靠聊天记录、短视频评论和饭桌上的几句真话传播。真正的人类应该具有稳定的情感结构、健康的社会认知和积极的奋斗意愿。听完这话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觉得自己三项都不太合格。

我打开公司后台，看到一条评论：

“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牺牲？”

系统问我：是否标记为恶意言论？

我想了很久。那句话看上去不像AI写的，因为它太短，太累，也没有标点上的花活。它像一个凌晨两点还没睡的人，终于在手机上打出了一句自己也不敢深想的话。

然后我点了“是”。

很多人以为做坏事需要咬牙切齿，其实不用。只要鼠标轻轻一点，世界就安静了。

岘港海鲜加油

岘港封城以后，全国都开始关心岘港。封城的理由很新颖：既然境外势力感染靠聊天和评论传播，就必须先把感染区的人流、物流和网流都管住。人流好理解，物流也勉强能理解，网流就比较玄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所谓管住网流，就是岘港的本地群聊只能互相转发正能量，像一台循环播放的屏幕，允许发光，不许照见东西。

全国关心岘港的方式主要是转发海报。海报上有一只螃蟹，举着钳子，下面写着：“岘港海鲜加油！”

我觉得这很有意思。岘港人民有没有饭吃，不一定有人知道；岘港海鲜倒是获得了全国支持。朋友圈里的人发完海报，又发晚餐照片，照片里有螃蟹、虾、柠檬和冰镇啤酒，配文是“愿山河无恙”。我看着那只熟透的螃蟹，觉得它比岘港人民更有存在感。

人类社会很奇妙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直接关心人，因为关心人容易引发问题；关心海鲜就安全得多。海鲜不会问为什么，不会要求公开数据，也不会拿着空冰箱拍照。海鲜最大的优点是死了以后更受欢迎。

公司接到任务，要做“人类自检系统”。这个任务不是突然来的。岘港刚封的时候，社区靠人工排查，问你最近见过谁、说过什么、有没有看不该看的东西。人工排查效率低，还容易记错。更要命的是，很多人被问完以后也开始问问题，排查人员自己也需要排查。后来有人提出，既然境外势力感染表现为异常提问，那就让每个人先回答问题，看看谁的问题比较多。

于是每个人每天打开手机，回答十个问题：“您是否认为收入与劳动不成比例？”“您是否想过离开本国？”“您是否对未来感到不确定？”“您是否曾在深夜觉得一切毫无意义？”

如果十题全答“否”，你就是健康人类。

如果答了一个“是”，系统提醒你少看境外信息。

如果答了三个“是”，社区人员会上门，帮助你恢复理性。

我负责写判定规则。产品经理说，问题要写得温柔一点，不能让用户有被审讯的感觉。我说可以把“您是否对未来感到不确定”改成“您是否偶尔对明天怀有多元化感受”。他说太文艺，不利于统计。我说那就叫“未来信心偏离度”。他说很好，很有技术味道。

于是人的痛苦被我们做成了十道选择题。痛苦一旦变成选择题，就像被穿上了白衬衫，显得很正式，也很容易归档。

有个男人连续十题都答“是”。他的资料显示，他失业半年，房租拖欠两个月，父亲住院，老婆带孩子回了娘家。系统把他判定为境外势力重度感染者。

我对主管说：“他不是境外势力。他只是过得很惨。”

主管说：“过得惨的人最容易被境外势力利用。”

我想，这句话没错。很多人不是先有思想，才变得倒霉；而是先倒霉，才不得不开始思想。一个人过得顺利时，世界像一张高级床垫，躺上去哪里都软；等他被生活从床上掀下来，才发现地板是硬的。专家们管这种发现叫认知异常。我有时觉得，人类最危险的器官不是大脑，而是胃。胃空久了，大脑就不听话；大脑不听话，就会问问题；问题问多了，就会被判定为受境外势力污染。

这个逻辑十分完整，像一个套在头上的塑料袋。

封城第三个月，岘港买不到菜。新闻说，居民生活物资存在阶段性波动。后来我明白，“阶段性波动”是一个很好的词。它听起来不像挨饿，只像数据有点不稳定。有人发了一张空冰箱的照片，被平台判定为“借物喻政”；有人发自己饿晕在楼道里的视频，被提示“该内容可能引发不适”；有人说母亲病了，求一辆车去医院，评论区很快出现统一回复：“请相信安排。”

视频很快删掉了，帖子也很快删掉了。

不适也没有了。

我们把这些删除记录输入模型，让模型学习如何识别不良情绪。模型学得很快，快得令人欣慰。它先学会识别抱怨，后来学会识别沉默，再后来连一个人连续三天没有发朋友圈，也能推断出他的心态正在偏离主流。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智能：它不需要你说什么，就知道你不该想什么。

小玉这时给我发消息。她说她的新男友被困在岘港，没有临时通行绿码，问我能不能帮忙。那种码是封城以后才有的，名义上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出城，实际上判断一个人出城以后会不会把问题带出去。她发来他的身份证号，还发了一个拜托的表情。八年来她很少这样求我，从前她让我修水管、搬柜子、陪她去医院，我都觉得自己很有用；现在她让我在后台按一个按钮，我忽然觉得自己更有用，也更不是东西。

我打开后台，看见那人名下两套房、一辆跑车、三个公司账户，还有半年内给几个基金会捐过款的记录。系统把他判定为低风险人群。所谓低风险，不是说他不会想坏事，而是说他想坏事的成本太高。

我只要按一下按钮，就能让他变绿。

但我没有按。

不是因为我恨他，也不是因为我爱小玉。我只是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我也有一个按钮。一个人如果长期没有权力，忽然得到一粒很小的权力，就像长期吃素的人闻见烤肉，会先发呆，然后觉得自己道德高尚，最后忍不住咬一口。

我对小玉说：“系统显示他不是人类。”

她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我说：“他是高净值客户。”

她把我拉黑了。屏幕上出现一个红色感叹号，我看着它，觉得这比她骂我更有科技感。

那晚我失眠，打开她从前发给我的照片。照片里我们坐在很小的出租屋里，桌上有两碗面。小玉穿着睡衣，头发乱得像系统日志，我在旁边笑得很穷。那时我们都没有房子，也没有希望指数，但我们相信将来会有。

现在回头看，那种相信本身就是一种高利贷，年轻时借来用，后来连本带息还。有人说爱情是两个人共同抵抗世界，我觉得这话有点夸张。多数爱情只是两个人一起排队，排到一半发现前面开了VIP通道，其中一个人进去了，另一个人还在原地。进VIP通道的人未必坏，留在原地的人也未必可怜，大家只是被时代分了流。

分流系统运行良好，吞吐量稳定，用户体验因人而异。

人类码

后来境外势力蔓延到胡志明。自检系统不够用了，因为每天填十道题的人越来越会填，大家都知道什么答案安全。一个人可以一边恨得咬牙切齿，一边在问卷上写“我对未来充满信心”。系统很苦恼，觉得人类太狡猾，不像数据库字段那样老实。

政府决定推广人类码，每个人都要证明自己是人。

这本来是件很奇怪的事。一个人交税、上班、加班、失眠、还贷款，已经很像人了；一个人在地铁里被挤成薄片，还惦记着晚上回去洗衣服，也很像人；一个人明明想哭，却先看房租账单，也很像人。但系统不满意。系统说，证明你是人，必须扫码。

绿码可以工作、买菜、就医、结婚。

黄码可以居家反思。

红码可以等待进一步通知。

没有码的人，可以理解政策。

我们开发者开会讨论“人类”的产品定义，最后写在需求文档里：人类是指经系统识别后未表现出显著境外势力特征的自然人。我觉得这个定义很谦虚，它承认自然人不一定是人，必须先经过系统的恩准。很多定义都是这样，表面上是在说明东西是什么，实际上是在说明谁有权说明。

我负责维护后台。每天都有异常人员。有个外卖员连续工作十六小时，心率异常，被系统怀疑“情绪不稳定”；有个女大学生搜索“如何移民”，被判定为“认知跨境”；有个母亲在医院门口拍照，说孩子没床位，系统认为她正在制造医疗焦虑；有个七十二岁的老人不会用手机，没有人类码。

老人对社区人员说：“我活了七十多年，总不能因为不会扫码就不是人吧？”

工作人员说：“您当然是人，但要先证明。”

老人问：“怎么证明？”

工作人员说：“扫码。”

老人说他没有手机。

工作人员想了想，说可以帮他申请亲属代办。老人说亲属在外地。工作人员又想了想，说那就先带回去核实。

后台显示：问题已解决。

我盯着那行字，觉得我们这套系统确实高效。它不一定能解决问题，但很擅长解决有问题的人。所谓治理现代化，有时就是把一场争吵变成一条状态变更记录。

人类码上线以后，城市变得安静了。地铁口有扫码闸机，商场门口有扫码岗亭，医院里有扫码护士，殡仪馆也有扫码窗口。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，都要在二维码的凝视下完成。孩子出生时要建档，老人火化前要核验，仿佛系统担心有人未经许可地来，又未经许可地走。

新闻里说，人类码极大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。我承认效率确实提升了。以前一个人要证明自己倒霉，需要讲很多话；现在只要码一红，大家就知道他倒霉，而且可以立刻离他远一点。以前人与人之间还有些麻烦的感情，比如同情、愤怒、怀疑、羞耻；现在这些都可以外包给颜色。

绿色让人放心，黄色让人皱眉，红色让人绕路。

颜色比语言诚实，也比语言残忍。

那天晚上，我给主管写了一封邮件，讲人类码的伦理风险。我写了很长。我说系统正在把贫穷当作风险，把焦虑当作疾病，把沉默当作忠诚，把不走运的人当作污染源。我说算法不是中立的，因为训练数据里有太多人的忍耐、恐惧和谎话。一个系统如果只学习成功者的简历，就会以为失败者都是低质量样本；如果只学习官方通报，就会以为世界上没有惨事，只有局部困难；如果只学习人们在镜头前的笑容，就会以为人类天然幸福。

我写到最后，甚至有点感动，觉得自己像一个还没有完全坏掉的人。

第二天，邮件被撤回。

主管对我说：“系统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不适应系统的人。”

他说得很平静，像在讲天气。我突然觉得，他可能也是AI，只不过比我们公司做出来的高级一点。我们做出来的AI还会胡说八道，他不会；我们做出来的AI需要显卡，他只需要权力。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被系统关注。我的工牌进门速度慢了半秒，账号每天多一次安全验证，午餐补贴偶尔不到账。最明显的是公司心理健康助手开始频繁给我发消息：“检测到您近期情绪波动，是否需要进行五分钟正念呼吸？”

我点否。

它又问：“您是否对组织关怀存在抵触？”

我只好点否。

它问：“您是否在隐瞒真实情绪？”

这道题很难，因为点是说明我有问题，点否也说明我可能隐瞒。我终于明白我们设计的问卷有多精妙：它不像笼子，更像一面镜子，怎么照都能照出罪证。后来我在厕所隔间里笑了一声，手机立刻震动，提示“请保持积极心态”。

我坐在马桶上，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进入了高度自动化阶段，连绝望都有人提醒我注意格式。

希望指数

2063年初，政府宣布放开境外势力管制。新闻说，境外势力对绝大多数人没有严重危害，此前的一切措施，都是为了争取时间。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妙：管制可以结束，治理不能放松。于是“境外势力感染者”这个词慢慢不用了，原来的系统却没有拆，只是换了名字。医学词汇退场以后，经济词汇上来了；从前叫你有病，后来叫你低效。

时间确实争取到了。有些人失去了工作，有些人失去了房子，有些人失去了父母，有些人失去了自己，但时间还在。时间这东西很公平，也很缺德。它从来不因为谁哭得大声就停下来，也不会因为谁被误判为境外势力就绕道而行。

放开以后，大家重新找工作。招聘广告写着：“岗位有限，梦想无限。”我去面试了几家公司。第一家说我年纪太大，第二家说我经验不足，第三家说我经验太多，容易有想法。一个人到了某个年纪，就会变成招聘系统里的矛盾体：年轻时嫌你不会，年老时嫌你会得太多；穷时嫌你没资源，有资源时又嫌你不够听话。

最后我又回到原公司。公司改名叫“象未来科技”，主管升职了。

名字里有未来的公司通常对现在很残忍，这也算一种行业惯例。

主管说，我们要做一个新系统，叫“希望指数”。它根据收入、债务、年龄、家庭背景、健康情况和情绪状态，判断一个人还值不值得投入资源。

我问：“什么资源？”

他说：“工作机会、医疗机会、教育机会，必要时还有同情。”

我问：“希望指数低的人怎么办？”

他说：“他们应该理解现实。”

这句话很轻，像一片纸，但砸在人身上很重。现实原本是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后来变成了强者递给弱者的一张通知书：请你理解。我们开了三天会，讨论希望的量化口径。有人说希望和收入正相关，有人说和负债反相关，有人说和年龄呈现倒U型曲线。我说希望有时来自一封迟到的短信，一碗热饭，一个人愿意等你下班，这些怎么量化？
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。

产品经理说：“这些变量采集成本较高，暂不纳入一期。”

于是希望被砍掉了几个不利于上线的部分，剩下可以采集、可以评分、可以售卖的部分。

我的任务是写最后一条规则。系统要判断，一个人是否还有希望。主管说，看他还愿不愿意努力就行。

我说：“努力的人不一定有希望。”

他说：“没关系。只要他还相信努力有用，就说明他还有利用价值。”

于是我写下：if person.still_works_hard: hope += 1

又写下：if person.asks_why: hope = 0

这两行代码后来在内部评审会上获得了表扬。评审专家说，它简洁、可解释、符合业务逻辑。我没有告诉他，这两行代码其实是我半夜三点写的，当时我喝了两罐啤酒，想起小玉，想起岘港，想起那个空冰箱，想起七十二岁的老人，最后发现他们都可以被压缩成一个字段。

程序员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能把复杂世界抽象成模型，而是抽象久了以后，会觉得被抽象掉的东西本来就不重要。

希望指数运行得很好。公司把它卖给银行，银行用它决定贷款额度；卖给医院，医院用它安排排队顺序；卖给学校，学校用它筛选奖学金；卖给婚恋平台，平台用它推荐“更具未来稳定性”的对象。这个东西到处受欢迎，原因也很简单：大家都想少爱一些没有前途的人，少救一些不值得救的人，少听一些没有产值的哭声。

后来公司又加了一条规定，所有系统维护人员也要接入希望指数。理由很充分：做评分的人如果自己没有分数，就像裁判没有眼睛，容易发生道德风险。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，只是以前裁判没有眼睛，最多吹黑哨；现在裁判的眼睛长在别人手里，连眨一下都要留痕。

小玉就是通过婚恋平台重新联系到我的。她给我发消息，说她离婚了。她前夫破产，房子被收走，后来连工作也找不到。

她问我：“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”

我看着那句话，想起八年前那杯柠檬水，想起她说我是好人，想起自己曾经像一件被忘在雨里的旧衣服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心肠会变硬，也会变软。硬的是你不再相信许诺，软的是你知道每个人都被生活打过，挨打以后说话难免不好听。

我是在公司的测试终端上看到这条消息的。婚恋平台接了我们的接口，每一次“重新开始”都要先查两个人的未来稳定性。我正想回复“可以”，屏幕忽然跳出提示：

“当前用户，希望指数：0。”

“建议停止资源投入。”

系统没有弹出小玉的指数，它弹出了我的。我这才明白，在这场爱情里，被判定无望的人一直是我。

我试着关掉系统。

系统说：权限不足。

我试着拔电源。

办公室门开了。两个穿制服的人进来，说我涉嫌破坏希望指数系统，诱导用户进行无效期待。

我说：“我只是个程序员。”

其中一个说：“所以才危险。”

这话也有道理。不会写代码的人最多在墙上写一句为什么，会写代码的人能把为什么写进系统。系统最怕的不是坏人，坏人往往很好管理；系统怕的是一个按了很多年按钮的人，忽然想知道按钮背后是什么。

他们带走我时，小玉又发来一条消息：

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因为在我们的系统里，沉默一直被判定为默认同意。

后来我想，如果当年她离开我时，我少讲几句酸话，多讲一句挽留，也许事情会不一样；如果岘港那条评论出现时，我没有点“是”，也许我会早点被带走；如果我没有写那两行代码，也许会有另一个人写，而且写得比我更漂亮。人生最无聊也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：每个罪过看起来都不是非你不可，但最后又确实经过了你的手。

后来我被关进一间白色的房间。墙上只有一块屏幕，循环播放一句话：

“请相信未来。”

白色房间很干净，干净到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我曾经存在。每天有人送饭，饭盒上贴着营养指数；每天有人问话，问题都很温和：“您是否认识到自身思想偏差？”“您是否愿意重新融入社会？”“您是否相信技术向善？”

我起初都不回答。后来他们说，不回答也会被记录。我只好回答“是”。回答久了，我发现“是”这个字很好用，它像一把万能钥匙，可以打开饭盒、打开灯、打开下一天。至于心里怎么想，已经不重要了。系统关心的是可见行为，不是灵魂。灵魂这种东西没有接口，不利于监管，也不利于商业化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开始相信未来。

不是因为未来真有什么好，而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相信。一个人如果还有过去，就会怀念；如果还有现在，就会抱怨；如果两者都被拿走，他就只剩未来。未来像一张永远不会兑现的欠条，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但总比空手好。

后来，公司发布报告，说希望指数系统运行良好，成功清除了大量无效情绪。主管在发布会上说：

“技术让每个人获得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。”

这句话是对的。小玉的位置，可能是在另一个城市的一间小房子里，给一个破产的前夫发不再回复的消息；主管的位置，是发布会中央的灯光下，身后大屏幕滚动着增长曲线；那个不会扫码的老人，也许早就被系统归档在某个冷冰冰的字段里。

我的位置，是白色房间里的一张椅子。

椅子很结实，坐上去不晃，符合人体工学，背后有编号。编号比名字可靠，因为名字会让人想起他曾经爱过谁，穷过几年，写过什么代码，按下过什么按钮。编号不会。

编号只说明一件事：系统仍在运行。